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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领为何不怕中统,而畏惧军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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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构形成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期。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进行所谓“清党运动”,大肆迫害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为执行这一政策,早期特务组织随之建立并不断发展演变。蒋介石运用特务组织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与其早期经历与性格有关。他固执、倔强、多疑,并且深谙权谋之术。因此,从一开始,他就采取双管齐下、分而治之的方针,将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分为两个派系分别管理,从而互为补充、互相钳制,以便利用其内部矛盾冲突达到更好地控制效果。国民党特务机构存在二十余年,从初期的调查科、密查组到中统与军统,再到后来的党通局和保密局,经历诸多发展演变。虽然名称和组织形式不断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掩盖不了这些组织机构一直从事搜集情报、其他反对势力的行径。

国民党早期特务机构

早在1926年,陈立夫、陈果夫就在国民党内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央俱乐部”的小团体,因“中央”与“俱乐部”两个英文单词的起头都是C,而二陈姓名拼音字母开头也是C,因此被人称为“CC系”。“CC系”作为一个政治派系,实力主要分布在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门尤其是组织部、地方各级党部和教育系统。为了掌握党内动态情报,1933年前后,二陈成立了“青白团”“同志会”两个小组织,开始做情报工作。因二陈一直否认CC系的存在,这两个组织名称及活动亦不对外公开,社会上鲜有人知,遂一概以“CC”称之。到1938年3月,武汉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这两个组织才宣布解散,CC因而告终。

1927年8月,蒋介石因受到国民党内部汪派及桂系的共同攻击,急于用非常手段对付政敌,于是令胡靖安在上海成立“黄埔同学联络小组”,从事联络黄埔同学、搜集各方情报、监视部队的工作。该小组可谓蒋介石特务机构的肇始,戴笠即为其成员之一。同年9月,因蒋介石下野东渡日本,小组停止活动。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任命戴笠为总司令部上尉参谋,接替胡靖安负责“黄埔同学联络小组”的工作。

1928年2月,蒋介石采纳陈果夫的建议,决定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负责党务情报搜集工作。陈立夫、张道藩、叶秀峰先后任科长,1929年改由徐恩曾任科长。调查科设采访、整理两个股,前期主要以搜集各派系党内情报为主。1930年,又增设“特务组”“言文组”。其中“特务组”负责针对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密谋策划、情报搜集等反共活动;“言文组”负责搜集整理各种报纸杂志、进步刊物,以便掌握中共及其他党派的最新动态。在徐恩曾的直接领导下,发生了1931年的“顾顺章案”。在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多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破坏,200多名中共党员先后被捕,幸亏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及时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周恩来等主要领导才幸免于难。

1931年底,蒋介石为进一步加强军事情报工作,令戴笠建立“密查组”,隶属于总司令部。胡宗南将其在南京城内鸡鹅巷53号的一处住宅赠予戴笠作为工作场所,周伟龙、张冠夫、胡天秋、马策、王兆槐等人便成为戴笠身边的第一批骨干力量,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戴笠最早的发家班底“十人团”的成员。自此,戴笠的特务工作与以前相比,有了固定的经费拨付、人员配额与工作场所,开始经营正式的军方特务组织。

复兴社与军委会调统局

1932年3月,蒋介石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由他任社长。因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希特勒的“褐衫党”,成员均着蓝衣,因此又称“蓝衣社”。复兴社下设中央干事会和中央监察会。干事会下设人事、组织、训练、宣传、特务、总务等处;监察会下设书记、调查、审核等处。其中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后来成了扩组军统局的基础。特务处的主要任务:一是情报工作,二是策反工作,三是监视、绑架、暗杀等行动工作。

复兴社成立月余以后,在内部又成立了力行社,其名称来自于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一语。力行社核心人物多毕业于黄埔军校,成员须经蒋介石亲自审批,故人数不多,仅50多人,核心成员13人,即所谓“十三太保”。力行社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拥护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并建立蒋介石的嫡系军官,进而以建立蒋介石“在全国人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和仰中心”为目标。由此可见,复兴社虽然从事了大量的特务工作,但并非纯粹的特务组织,而是一个巨大的法西斯政治团体,蒋介石以此聚集军界青年力量,巩固统治地位。

在戴笠的特务组织迅速发展之时,CC系二陈也授意徐恩曾伺机扩大自己的特务组织,在南京筹建“特工总部”。“特工总部”是在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CC组织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完全秘密的组织。“特工总部”成立后,即在各省市、各党部内成立“特务室”,在上海、南京等地设立秘密“行动区”。徐恩曾大批培训特务人员,实行“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政策,大肆破坏中共地下组织。

1932年9月,蒋介石欲把戴系和陈系的特务组织统一管理,成立了以陈立夫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但这与后来以戴笠为头子的军统组织是两码事,其基本构成主要是未来的中统班底。军委会调统局组建了三个处室,任命徐恩曾为特务一处处长;戴笠为特务二处处长;丁默邨为第三处处长,后由斌继任,掌管通信、密码等事宜。军委会调统局的成立,为日后的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中统与军统系统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特务制造了1933年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杀案;1934年的著名报学家、爱国人士史量才被杀案;威吓宋庆龄等爱国进步人士;暗杀著名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等罪恶活动。

1937年9月,蒋介石为了显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指示:“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即CC系)、同学的(即复兴社)和改组派(即汪精卫派)都团结起来。”于是在1938年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来包罗党内的一切小组织。同年秋,迫于“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原则,复兴社正式解散,其成员完全并入三青团充作骨干力量。三青团成立之初﹐在抗日救国的名义下﹐开展了一些活动以控制青年运动。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三青团的许多组织在特务分子控制下,成了国民党的反共工具。直到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实行“党团合并统一”,将三青团并入中国国民党。

中统与军统

1938年,随着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军委会调统局日益成为一个空头的汇报机构。蒋介石借口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为了防止敌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把原有的军委会调统局改组。原军委会调统局的三个处扩大为三个公开的特务组织:一是隶属于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是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是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特检处(主管邮电检查)。至此,中统与军统正式分家。

中统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局总部设于重庆,同时在全国各省市公、铁路设置调查统计室,并以各种名目和形式发展组织。中统特务分调工、党员调查网、通信员、外围分子、特情五,除外围分子外,合计在20万人以上。从1939年到1942年,中统局本部内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不断调整,扩大成为三组、三处、五室、四会,已经成为庞大复杂、人员众多的特务机关。

徐恩曾、顾建中还亲自主持掌握了一个叫“生庐”的机构。该机构由少数曾任国民党党部委员的中统高级特务(10人左右)组成,专门担任对共产党的阴谋破坏和技术研究。恶名昭著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是由中统在1939年倡议和起草的。主要内容即限制共产党的活动,镇压人民抗日爱国运动,保卫、封锁敌后解放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中统也进行过一些锄奸行动,其中1939年中统女特工郑苹如就曾计划使用“美人计”刺杀汉奸丁默邨。

军统名义上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任局长,实则由任副局长的戴笠掌握实权。军统在抗战时期发展到鼎盛,除在各地设有办事机构外,还密切掌控着全国的警政机关,并拥有“忠义救国军”“别动军”等特务武装,势力盛极一时。戴笠还先后掌握了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财政部缉私署、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的大权,以及交通警备司令部九个团的交警和上万人的缉私武装。

抗战以来,军统采取秘密杀害、绑票、搜捕等方式出掉汉奸和对立将组织。在举国抗战的形势下,军统也进行过一些锄奸、情报及敌后游击活动。例如:先后刺杀了为日伪效力的上海帮会头子张啸林、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伪杭州市长谭书奎等;精心策划在越南河内刺杀叛逃的汪精卫,但其结果以错杀曾仲鸣而收场。

中统与军统虽然都是蒋介石领导的特务机构,但他们的内部人员不允许相互流动,彼此互相攻击、争功邀宠,导致矛盾很深。蒋介石也很清楚他们之间的矛盾,因此曾经对中统和军统的工作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凡属于军队、军事学校、兵工厂以及直接属于后勤方面的军需用品工厂等,一律属于军统的工作范围;凡属于党、政、教育、经济、文化、一般民用工厂等,一律属于中统的工作范围。虽然分工明晰,但他们都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并未真正按照分工行事。在中央一级,两局摩擦还是暗的,在地方上则经常发生公开的争斗。

党通局与保密局

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被迫同意于1946年1月11日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在开幕式上宣布“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然而不久之后,中统又连续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南京下关事件”等,遭到全国舆论界的谴责和抗议。

1946年3月,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坠机身亡,由郑介民继任。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由军事委员会第二厅与军统局合并组成国防部二厅,郑介民任厅长。军统局随之改为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任局长。1947年,迫于内外矛盾,蒋介石下令撤销中统,但随着解放战争的开始,决定将中统的主要部分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由叶秀峰任局长。

1948党通局再换招牌,改组为“行政院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内调局在广州仅存4个月,由于解放大军南下,便将所属人员部分送往台湾,另一部分到重庆负隅顽抗。后除少数骨干分子飞往台湾,余均落网。至此,存在大陆20余年的中统特务机构宣告彻底覆灭。

1949年初,蒋介石败局已定,为图东山再起,设计了“真假保密局”的骗局。蒋介石令毛人凤把保密局从南京撤出,局本部和文件先运台湾,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继续领导各地工作。为应付李宗仁代总统,另拨几十个人组成假保密局,让原副局长徐志通任公开的局长。成都解放后,假保密局宣告终结。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一部分军统分子留在大陆进行暗杀、破坏、情报等活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军统所为。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军统特务在大陆基本被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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