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死后为什么要周公而不是姜太公辅政？

《史记·周本纪》的说法，是周武王死后周成王继位，但周公恐怕天下人背叛，便自行摄政当国。然而，在《逸周书·度邑》篇中，周武王是明确指定周公旦作自己的继承人!

两本史书的说法哪一种更加正确?

西周初上溯至商朝，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都是正常的传位模式。应该采取哪种模式，应该是统治者自觉哪种方式更有利于统治。因而，《史记》所记与《逸周书》所记都有可能：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周武王无论选择哪种传位模式都符合当时人们的普遍认知。

可作为政治家，周武王在考虑下一代接班人之时，不光是自身喜好，更应该考虑哪种模式会对周人的统治更加有利。

周武王末年之时，《史记》用了一句极为简略的话来说明天下大势：“武王病，天下未集。”可当时天下局势之严重，远远不是这一句话所能概括。

周人在第一次东征之前，曾经有过一次孟津会盟，当时号称有八百诸侯不期而至。可在周武王正式决定伐纣之时，却仅仅率领了八个盟友就前往伐商了。为什么周人不多带些盟友来壮大自身实力?为什么周人宁愿冒着巨大风险，带着不到五万人的军队，就去讨伐号称有七十万大军的“天邑商”?

恐怕其中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周人深知孟津盟会时的八百诸侯，在“倒纣”这一点上与周人是有相同目标;但在“倒纣”后，谁来取纣而代之却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商纣王倒台后，谁来做新的“带头大哥”?第一次东征时期的八个盟友与周人达成了一致，但其余的多数诸侯国会不会认同周人当他们的“带头大哥”?这一点，周人却不敢确定。

正是因为担心孟津盟会上的八百诸侯不能与周人时刻保持同心，所以在第一次东征之时，周人才带上了八位确定的盟友，而不是八百诸侯。

此外，众多的商人在反抗商纣王时期选择与周人合作，但商人大多却是“反纣而不反商”。在周人第一次东征前，商王国的太师与少师曾经当着微子的面发誓：“殷商或许有灾祸，我们都要承受这场灾难;殷商或许会灭亡，我绝不会做敌人奴仆!”(《尚书·商书·微子》)可在牧野之战前，太师与少师是携带着礼器逃亡到了周国!以此而言，商王国很多人选择与周人合作讨伐商纣王，只不过是他们想换一位“带头大哥”，而并非改朝换代。

总而言之，周武王去世之际，天下局势极为复杂：商王国外部，众多诸侯国并不因此而承认周人为新的“带头大哥”;商王国内部，很多人仍然怀念商人君临天下的旧日子，不愿周人来统治他们。如此情况下，到底是让年幼而不知世事的周成王当政，还是找一位成熟而有才的弟弟来领导周人“继续革命”?

因此，周武王临终前最为关心的大事，不是选择辅政人，而是继承人。作为继承人，无论姜太公能力再怎么强，但他始终都是外姓人，不可能得到大多数周人的认可。

然而，即便是采取了“兄终弟及”的传位模式，周公旦在周武王的众多弟弟中，仅仅排在第四;在周公旦之上，他还有一位同母哥哥管叔鲜。为什么周武王要选择周公旦而不是管叔鲜作为继承人呢?

早在周文王时期，周公旦就已在政坛暂露头角，史称他“多才多艺，能使鬼神”;周武王继位后，周公旦更是他的得力助手。从《逸周书》各篇来看，周武王每每遇到难题，都是找周公旦商议;甚至在周武王心理防线快到崩溃时，也是找周公旦来进行排解。管叔鲜虽然是老三，但与周武王的感情却不如周公旦。

其次，周公旦本人的政治才能更为突出，也是他最终能被周武王看中，成为继承人的关键因素。

在周人第一次东征胜利之后，周武王曾经与身边大臣商议，该如何处理商遗族。他首先找来姜太公，问他：“该如何处理商国的士人?”

姜太公答道：“我听说喜欢的人，就要爱屋及乌;憎恨人，就要夺走他的仆从家吏。将我们的敌人斩杀殆尽、免留后患，如何?”

周武王听了，不置可否，又问召公奭(sì)，召公答道：“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

周武王仍然不吭声，最后问周公旦。周公旦答道：“让每个商人都居住在自己家中，有田地耕种。不改变他们旧有的一切，亲近那些对周人仁义之人。底层百姓即便有罪，都归罪于纣王。”周公旦的方案，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无疑是最佳的处置方案：对于商人中上层，只要他们能顺从于周人，就不改变他们旧有的一切，保持他们旧日的生活状态;商人中的底层，即便是他们曾经参与反周，但罪过都归于纣王，不再追究他们的责任。在商人政治势力仍然远远强于周人的前提下，周公旦的“全面统战”之法，无疑是最为可行、也是最为全面的方法。

周武王听了周公旦的方法后，也不由得感叹道：“有这样广大懂得气度，就可以平定天下了!”(《说苑·贵德》)

正因为周公旦本人与周武王关系密切，而且周公旦本人的政治才能出众，让周武王最终定下了周公旦作为继承人。

但这种“任人唯贤”选择继承人方式，并没有得到周人的广泛认同。

不但远在东土的“三监”不能理解，连身处镐京的召公也颇为生疑：“(周公)当国践祚，召公疑之”。这说明，让周公旦做继承人虽然是正确的抉择，但未必能得到周人的普遍认可。这导致周公旦在发起第二次东征的过程中，困难重重，遭遇到了周人内部的重重阻碍。经历了这一切后，周公旦后来制礼作乐，才明确以宗法制作为周人继承制度。为表明以身作则的态度，周公旦在执政七年后才还政成王;在后人看来，这七年就成了周公旦的“摄政”了。

因此，周武王不是不要姜太公辅政，而是周武王临终前考量的并非辅政之人，而是当政之人。这样的前提下，姜太公才能再高，都不可能成为周武王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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