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北京朝廷覆亡，东南诸省便取而代之

对于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来说，很难对向他们提供了700万两贷款的赞助者强硬地说“不”，而袁世凯，当然心里也清楚，如果东南绅商集团与革命党联手，不是北洋军与北方瘠薄的财力能对付得了的。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正日。上午，我去人民网做了一次访谈，谈论“哪一根稻草压垮了清王朝”；下午，去看了一部电影《辛亥革命》（成龙总导演，张黎导演）。

哇呀呀，这帮人简直是在跟我唱对台戏嘛！上午我在访谈里说“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以立宪派为代表的绅商阶层”，下午的电影里，一个立宪派都没出现，没有张謇，没有赵凤昌，没有汤化龙，也没有谭延闿。辛亥革命就在孙文黄兴和袁世凯的隔空博弈中底定了。

赵凤昌

在传统的辛亥叙述中，绅商阶层在革命大潮来临时总是迟疑不决、矛盾重重，这种表现被归咎于他们思想上混乱与政治上不成熟。事实上，没有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位绅士或商人希望所在地域发生动乱。他们在清王朝的“官绅共治”体系已经获得了部分权力，比如谘议局，一个虽然没有参政权，但地方官吏决不敢忽视的机构。他们通过出资收买或赞助，控制了大部分的舆论权，而科举的废除，虽然加剧了社会的固化，对他们也是有利的——他们的子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权力核心层，像没有科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那样。

他们只是不满足于现有的权力，虽然这些权力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多。他们的代表人物张謇，如果生在道咸以前，想必还在翰林院里苦苦等待着外放主考的机会，或是迁转到六部当一名员外郎，再循例外放，二三十年内才能入阁入军机。而如今借助“状元办厂”，张謇以一名请假的翰林，几乎成了南通的上帝，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来形塑一块地域，同时又是各省督抚的座上客。

张謇

更重要的是，张謇在庚子年以东南的富庶为资本，成功地说服了两江刘坤一、湖广张之洞、两广李鸿章，三位帝国最有权势的官员同意采用亘古未有的为臣之道：他们与西方各国单独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必须为中国保全东南这块经济命脉，而参与者心中也做好了一旦北京朝廷覆亡，东南诸省便取而代之的准备，西方人最看重的李鸿章将出任“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总统）。

我们不妨说，就在此时，至少在中国东南这块“半现代社会”，清王朝在法理上，在人心中，已经覆亡。接下来的十一年，其实不过是形式上的苟延残喘。

就像法国大革命前路易十六对第三等级的容让迁就，遭遇庚子之痛，又背负着辛丑巨债的清廷，面对财源所在的东南绅商集团，身段越来越低，声气越来越和顺。但是朝廷始终没有决心实行宪政，他们甚至缺乏理解宪政真谛的能力，而东南绅商集团采用一切方式在提醒、督促朝廷。两者的分歧在于：朝廷希望能在传统体制的框架上，通过对绅商集团的推重、利益的肯定来换取他们的忠诚，而绅商集团希望这些好处，以至更大的参政权力，不是来自朝廷的恩惠，而是通过宪政与法律固定下来。没有人希望庚子年的状况会再现：国家濒于灭亡，而东南被迫采用与中央分离的方式保全自己。

但是有了东南互保的成例，一旦绅商集团感觉朝廷对地方局势已经失去控制，他们当然第一时间想到用同样的方式保全地方的安靖。武昌事变后短短一个半月，便有十四省独立，并不能说明革命党势力雄厚，或是人心皆思共和，只不过“东南互保”的案例引发了羊群效应。大家先保住自己，再看局势发展。

起义军攻克武昌后在城门口巡视

马勇教授在他的《1911中国大革命》一书中主张“以温情看待历史人物”，充分肯定了孙中山、袁世凯以及隆裕太后的妥协精神。这自然有其道理。但从全国局势来看，南北停战议和，是谁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张謇为首的东南绅商集团。

孙中山不知多想要北伐统一，名正言顺地成立民国；袁世凯最希望的是君主立宪，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最终都让步了，向谁？绅商集团。对于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来说，很难对向他们提供了700万两贷款的赞助者强硬地说“不”，而袁世凯，当然心里也清楚，如果东南绅商集团与革命党联手，不是北洋军与北方瘠薄的财力能对付得了的。

在革命叙事中，辛亥当然是一场“失败”的、不彻底的革命。但客观来看，革命党得到了最想要的共和形式，早该覆灭的清廷保全了最后的体面，袁世凯为首的官僚集团仍然留住了大部分的权力，绅商集团则获得了他们要的安定，以及民主参政的可能性。四方都实现了有限的利益最大化。这个结果，最大的推动力量，还是绅商阶层，那些在《辛亥革命》中仍被遮蔽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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