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从更广的意义和范畴认识遵义会议

未知时间：2017-08-16 22:42:56 浏览：0

　　[摘要]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对它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一次具体的会议上，而应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其逻辑进程，区分出“狭义遵义会议”和“广义遵义会议”。对于“广义遵义会议”，应联系大失败以来中国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的重要贡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初期的困境及反省等史实来加深对其历史背景的认识；应联系遵义会议之前的系列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具体经过，以及之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来全面理解其内容和历史进程

　　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应该分为“狭义遵义会议”和“广义遵义会议”。“狭义遵义会议”指红一方面军长经遵义时召开的为期三天的中央局扩大会议；“广义遵义会议”则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中中央一系列会议的组合，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考察、研究“广义遵义会议”，在研究上述系列会议的同时，还应对“广义遵义会议”的历史大背景、最终成果、历史意义等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分析和研究。

　　了解“广义遵义会议”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大背景，是认识和理解“广义遵义会议”的前提。因此，应该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一）应该联系大失败以来，中国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的重要贡献。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中国党进行武装斗争。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保存和发展力量的正确道路。它代表了1927 年大失败后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也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1930 年冬到1931 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朱德等的指挥下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央苏区建立了较高威信。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为上海中央的转移提供了条件。中央苏区成立后，中央先后三次大规模地转移干部。第一次是1930 年冬和1931 年春，中央抽调任弼时、项英、王稼祥、叶剑英、刘伯承等大批干部进入苏区。第二次是1931 年顾顺章叛变后，在周恩来等的安排下白区重要干部开始向苏区转移。周恩来、、董必武、聂荣臻、李富春、邓颖超等进入苏区。第三次是1933 年1 月，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博古、张闻天、陈云、李维汉、瞿秋白、李德等最后进入苏区。尽管在领导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却遭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一再压制和打击，受到不公正待遇。1931 年11 月赣南会议受批判；1932 年10 月宁都会议再受排挤，失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1934 年1 月又被撤销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几乎完全被架空。

　　（二）应该联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史实。1932年底，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虽然这时已经离开红一方面军领导岗位，但是周恩来、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按照以前领导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仍取得胜利。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经过半年时间的精心准备，于 1933年 9月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调集 5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分北路、南路、西路三面围攻中央苏区。由于博古、李德等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御敌于国门之外”，之后又实行消耗战、节节防御，并丧失了联合福建十九路军等许多机会，导致经过一年多苦战最后仍不得不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结局。

　　（三）应该联系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的困境，重点是“三人团”的指挥失误、湘江战役失败、进入广西湖南交界时的困境、当时的行军路线、广大指战员对的呼声，以及、张闻天、王稼祥的初步交流。为了有效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夏，中央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博古负责，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执行。实权掌握在博古、李德手里。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后，他们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没有进行充分的战略策划和动员，结果使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行军速度缓慢，伤亡、减员严重。长征原定计划是转移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行军路线基本是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发现红军的转移目标后，蒋介石命令中央军和沿路湘粤桂等地方军阀围追堵截。经过三道封锁线后，湘江之战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红军从出发时的 8.6万余人减为 3万多人。“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给中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湘江之战失败后，党内和红军将领纷纷对博古、李德表示不满，也一直没有放弃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转移之初，争取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讨论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红军将领也一直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不满，党内、军内普遍呼吁出来指挥红军。

　　（一）通道会议。1934年 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红六军团的会合上。（参见《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38页。） 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再次建议放弃原定的北上计划，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但李德等人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研究了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为此后的黎平会议做了必要的准备。

　　（二）黎平会议。1934年 12月 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了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12月 20日，坐在担架上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黄平的一片茂密橘林里休息谈话，商议支持出来指挥，并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几位将领达成一致。这就是所谓“张王橘谈”。（参见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中史研究》2010年第 1期。）除战略方针外，黎平会议还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三）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的猴场，中央召开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之后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猴场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局会议上做报告” （《选集（1934—1935）》第 9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年版，第 442页。），以加强中央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的指挥权。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1935年 1月 15日至 17日，中央局在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局委员、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等。国际驻中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一）会议的原定议程。对于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陈云在《遵义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记述：“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陈云文选》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36页。）可见会议的议程一是决定战略转移的方向，二是总结此前军事失败的经验教训。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组织人事变动问题。“遵义会议原定是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进入中央奠定了基础。”（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中史研究》2010年第 1期。）

　　（二）会议的召开经过。遵义会议由博古主持，第一项议程是讨论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陈云在《遵义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陈云文选》第 1卷，第 36—37页。）对此项议程，杨尚昆的回忆作了证明：一开会，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参见《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18页。）可见，讨论红军转移方向是遵义会议的第一项议程。

　　遵义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由博古作主报告。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路线作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参见《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年版，第 87页。）报告后大部分人表示不满意。

　　博古报告后，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从主观因素作了分析，明确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失误，批评了博古的短促突击和拼消耗的错误。杨尚昆感觉到，周恩来报告后，情况一下子大变。周恩来在实践中已经看清楚不能再照原来那样走下去了。周恩来表现出大

　　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杨尚昆认为，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参见《杨尚昆回忆录》，第 119页。）

　　张闻天作的报告后来被称为“反报告”。他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不正确，因为他不认识与不承认战略和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张闻天的报告代表了和王稼祥的意见，实际上也反映了其他多数与会者的心声。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对反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作出了突出贡献。

　　紧接着发言的是。他指出：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左”倾军事路线和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都是错误的；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参见《伍修权回忆录》，第 88页。）

　　遵义会议增补的第三项议程是关于中央领导的变动。陈云在《遵义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到：“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同志选为。（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即分工，以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陈云文选》第 1卷，第 43页。）

　　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此后张闻天起草完成《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此项决议由 2月 8日举行的中央局会议审查通过。《决议》共分 14小节，全面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战略方针的错误，并总结了教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的军事战略思想。

　　遵义会议在战略转移方向和对第五次反“围剿”及西征的军事路线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样就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会议选举为中央局，部分地解决了组织问题，进入决策层。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部分涉及了路线问题，也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条件。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党与国际和联共（布）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标志着中国党开始走向成熟。

　　（一）扎西会议。1935年 1月 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随后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由于情报失误，川军人数众多，双方伤亡惨重。28日当晚，提议召集当时在场的中央局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渡长江的计划不能实行，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2月 5日到 9日，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连续召开局会议，通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在此期间，有关中央变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一是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再领导已经没人服气。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

　　该由担任。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参见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68页；杨胜群、陈晋主编《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版，第 111页。）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国际因素。二是周博谈话。遵义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题和程序，最后推举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博古会前不知道；会议对博古进行批评他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不适合做领袖。搞农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只有他能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周恩来建议博古对要看大处，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最后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参见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中史研究》2010年第 1期。）三是周张谈话。张闻天本来是和王稼祥等推举，但是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周恩来又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该决议对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分工的决定，开创了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

　　（二）苟坝会议。1935年 2月 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 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 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任命为特设前敌司令部前敌委员。）（参见《年谱（1893—1949）》上卷，第 449页。）3月 8日，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 10日，红一军团和聂荣臻以“万急”电报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聂荣臻的建议，认为攻打打鼓新场有可能促成川、滇军主力向打鼓新场集结，不能啃硬的，应该在运动战中灭敌，坚决表示反对。会议表决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由于不肯妥协，甚至提出要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当天晚上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同时周恩来接到了叶剑英发来的敌人向打鼓新场方向活动的电报。3月 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了攻打打鼓新场的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重大损失，也进一步提高了的威望。会后，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三人团代表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 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

　　（三）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后，和中革军委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变被动为主动，顺利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但是由于连续作战，官兵疲惫，有些军事行动由于保密的需要无法向指战员做出解释，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等也出现失误，一些人开始怀疑和动摇的军事领导。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主持召开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取得胜利的原因，阐明了运动战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重新统一了认识。这次会议巩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会理会议也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综上，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构成了“广义遵义会议”。

　　“广义遵义会议”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为胜利完成长征，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广义遵义会议”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认识：

　　（一）“广义遵义会议”解决了党的组织路线、军事路线问题，为解决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选举为局，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决定再分工，在扎西会议上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解决了组织路线问题。遵义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决定周恩来为最高军事，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由于当时党的主要工作就是军事工作，有着丰富军事工作经验、又富有军事才能的逐渐处于核心地位。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的解决，为后来解决党的路线、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基础。

　　（二）为战胜张国焘主义，实现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换言之，没有“广义遵义会议”也就不可能战胜张国焘主义。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拥兵自重，最后南下另立中央。正是由于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精诚团结，坚持北上抗日的方向，而张国焘领导的红军因南下失败，西进也遭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加上甘孜会师后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力主，二、四方面军最后北上于 1936年 10月同一方面军会师，实现了长征的最后胜利。

　　（三）为建立陕甘宁边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换言之，没有“广义遵义会议”也就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长征胜利后，1935年 12月，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了实现抗日，扩大根据地，党中央又领导红军进行东征和西征，扩大了影响，发展了力量，为建立陕甘宁边区打下了基础。中国党和其领导的红军是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成为不得不联合的力量，最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四）经过延安整风最终确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当时的路线，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换言之，没有“广义遵义会议”也就没有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正确方针，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斗争，维护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成果，保持了党的独立性，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成功建立了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政权，在抗战中保存、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领导进行了延安整风，开展了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使全党在、思想、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使中央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部分解决了组织路线，为解决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扎西会议解决了组织路线，苟坝会议解决了实际军事指挥权，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上述阶段性成果由量变到质变，使中国党一步步成熟，一步步发展壮大，一步步打开新局面，最终领导中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作者唐双宁，中国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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