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来天津设立军统天津站，《潜伏》中余则成当上了副站长

（《潜伏》）

电视剧《潜伏》讲述了一段关于军统天津站的往事。代号“峨眉峰”的余则成受命潜伏在军统机构，此时军统派他到天津站工作，站长吴敬中要求他把夫人接来，党组织给他派来泼辣耿直的女游击队长翠平。几经争斗，余则成晋升为军统天津站副站长，获得了更多情报。

《潜伏》的故事发生于40年代中期，现实中的军统天津站设立于30年代初，当时隶属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第一任站长，是戴笠的老朋友王天木（又叫郑士松），他们差点成了儿女亲家。30年代中期，日本在华北派遣大量特情人员，前湖南督军张敬尧从天津潜入北平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与日本人勾结。军统向平津站发布命令，秘密除掉张敬尧。北平站由白世维任行动组长，天津站由王天木任行动组长，最终将张敬尧击杀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戴笠）

天津站的第二任站长叫王子襄，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大，在天津英租界工部局领有行医执照。王子襄身材高大，眉清目秀，他在家里开诊所，行医收入颇为可观。他有个爱好是“试药”，常拿自己做人体实验，有时是服药，有时是打针。他也是学以致用，研究出一种无色无味，微量水溶就能杀人于无形的毒药，人喝下去当场毙命。

王子襄上任天津站站长半年后，有一天被发现独自死于家中，床头柜上摆着几个小瓶子，旁边还有一个针筒。事后证实，几个小瓶里以及针筒中的残余物都有毒性，但具体死因没有人知道。

王子襄死后，平津的特情工作由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指挥。又过了两年，吴赓恕任职天津站站长。吴赓恕是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岭南大学，深得戴笠信任。再后来，陈恭澍又担任了天津站站长。

（军统天津站所在地新华路）

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戴笠化名洪淼，经由上海、北平来到天津，名为肃奸，实为敛财，另外也要裁撤原有各潜伏组织，建立新的军统局天津站（后改称保密局天津站）。

戴笠个子不高、身体壮实、深色皮肤，他的身体有一个细节——手极小，一个美国人曾回忆：“它们还没我的三根手指大。你见他坐在书桌前，穿着丝织的中国长袍，脸上挂着狡诈的微笑，突然出现了中国瓷娃娃般的手。”

戴笠信风水、命相。军统的办公楼前后左右应注意什么，大门应向哪一个方向开，他都会亲自下指示。他认为自己命中缺水，所以喜欢水，也因此喜欢九河下梢的天津卫。来天津以后，他住在马道场7号，这里是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的私宅。吴泰勋、张学良、戴笠，三个人是把兄弟。

（《潜伏》）

戴笠首先拜会了寓居天津的北洋政府前总理靳云鹏，表现得不卑不亢，并故意放出风声。靳云鹏在敌伪华北政委会做过顾问，但他平日吃斋念佛，并未正式当汉奸。这一招的目的是敲山震虎，告诉可能会和汉奸沾上边的人，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

正如戴笠所料，在天津的汉奸们立即行动起来，想办法打通戴笠的门路。负责牵线的人就是吴泰勋。据说，上海某电影明星的丈夫周某当过汉奸，抗战胜利后携妻逃来天津。戴笠非常好色，曾追遍他能认识的所有美女，其中以影星胡蝶最为出名。周某通过吴泰勋求到戴笠，戴笠一口答应替周某开脱罪名，而前提则是与周夫人交个朋友。周某慨然应允，戴笠财色双收。

日本战犯、黑龙会头子远藤当时滞留在北京，托北平军统局特务曲福乐来天津，替他与戴笠搭上了关系。随后，远藤把他在北京的两套四合院送与戴笠，同时奉上一个小皮口袋。这个皮口袋里装着什么，传闻很多，其中流传最广的是里面有几百粒钻石。远藤便拿着军统开的介绍信在塘沽乘船，逃回日本。

（天津日租界）

另一个出了名的大汉奸叫黄顺柏，给日本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当过翻译官。后来定居天津，与日伪天津警察局特务科科长徐树强勾结一起贩毒，发了横财。他住在睦南道111号，取名为“月宫”。他的妻子蒋锦兰是北洋陆军总长蒋雁行的女儿。经吴泰勋斡旋，戴笠下令，让黄顺柏去上海，出资与杜月笙合办北洋保商银行，以此洗脱罪名。其实戴笠的意思很明白，军统又多了一个赚钱的机构而已。后来戴笠乘坐的飞机在南京戴山遇难，机上13人无一幸免，其中就有黄顺柏。

汉奸的事处理得很顺利，无非是严惩了殷汝耕、王揖唐、王荫泰、齐燮元等罪大恶极的大汉奸，剩下的边缘人员只要交保护费就能过关。

（军统天津站所在地）

接下来，戴笠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建立了新的军统局天津站，命令老牌军统特务陈仙洲担任了天津站站长，并兼任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和天津财产清查委员会行动组长。天津站是编制比较大的甲种站。当时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些的地区称为甲种站，人员配置是160人，最小的丙种站只有60人。

保密局天津站的站部，位于林森路43号（今新华路）。两年后，保密局派吴景中任天津站站长，吴景中就是电视剧《潜伏》中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的原型，《潜伏》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段时期。（文：何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