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真正的“至暗时刻”二战后是熊和野牛夹缝中的小毛驴
二战时期，美国最终参战，丘吉尔说服罗斯福接受其腹稿的原因，除去利益一致外，主要是英国的物质实力：因为英国在1942年依旧承担着多条战线的关键角色，从而为美国动员兵力、投送装备争取了时间，美方必须对英国的诉求做出迁就。但在1943年之后，随着美国可以动用的前线兵力和装备的总数大幅度超过英国，即使是丘吉尔提出的计划，也未必总能收获美方的积极反应。
这其中最突出的是开辟欧洲大陆第二战场的问题——在斯大林的呼吁下，罗斯福从1943年春天开始就竭力主张在1944年横渡英吉利海峡，以法国作为反攻欧陆的方向；而丘吉尔出于对地中海和中近东利益的关心，对南欧的“巴尔干软下腹”更为着迷。对英国来说，南欧战役可以避开集结于法国沿海预设工事内的西线德军主力，对兵力已无多少潜力可挖的英军是更理想的路线；但在实力愈发雄厚的美国看来，重要的是尽可能快地摧毁德国的抵抗能力。
丘吉尔成为了配角
从1942年1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到1943年5月的华盛顿“三叉戟”会议和8月的魁北克会议，再到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丘吉尔四次公开抛出南欧反攻路线，与明里受美方追捧、背后还有苏联背景的法国登陆方案做竞争，最终败北。到德黑兰会议尘埃落定之时，美国的军火年产量已经上升到英国的3.45倍，连苏联的产量也超过了英国。当1945年2月丘吉尔出席雅尔塔会议时，不得不哀叹：“我的一边坐着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坐着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在相对次要的太平洋战争，英军的贡献同样有限：1944年夏天他们就开始策划在仰光实施两栖登陆的“吸血鬼作战”，但因为登陆艇和护航舰艇数量不足，直到日本战败也没能折腾出任何动静。当1944年9月由英军承担突入德国领土重任的“市场—花园作战”受挫，丘吉尔在涉及战后欧洲秩序的讨论中彻底沦为了配角，再也不复战争初期的风头。
美国的独角戏
与军事和政治影响力的下滑相伴随的，还有英国作为全球贸易和霸权货币中心的衰落。1919年时，36岁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巴黎和会上，曾以老师的口吻告诫美国代表：只有援助英法德三国的战后复兴，美国才能继续从全球复兴中获益。但在1943—1944年关于重建世界经济体系的英美谈判中，过去的老师凯恩斯几乎在每一项重大问题上都遭到了美国代表哈里·怀特的反诘。尽管凯恩斯关于由世界央行和国际清算联盟统一管理全球贸易以及收支状况的方案并不带多少国别色彩，还是被警惕的美国代表视为包藏祸心，予以全盘否定。
结果，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公园召开的联合国家和同盟国货币金融会议几乎变成了美国的独角戏。会议最终决定：战后的西方世界将建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以监管。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满足全球头号贸易大国美国对“门户开放”和贸易自由的要求。创设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助各国进行基础设施重建和经济恢复，美国凭借雄厚的财力成为当然话事人。至此，美元终结了英镑，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的主宰者。亲自率团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丘吉尔，在那一刻是否会回想起20世纪20年代他为了恢复金本位制和英镑霸权地位而做过的徒劳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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