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教科书谎言：古代根本没有“农民起义”！

在中国古代，每一次朝代交替几乎都伴随着农民起义。在教科书中，农民起义被形容为农民反对压迫、争取权利的正义斗争。但捋一遍历史上大的农民起义，会发现所谓的“农民起义”是一个伪命题。

“农民起义”要由农民来领导才名正言顺。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农民起义，但几乎没有一次大的起义是真正的农民做主帅的。

两千多年来，在秦末农民起义、黄巾起义、南宋的钟相杨么起义等12次大规模起义中，其主要领袖为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刘邦、窦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黄巢、方腊)，军人有4人(如陈胜、吴广)，贵族子弟有3人(如项羽、李密)，还有几人是小地主和宗教相关人士。只有杨秀清和萧朝贵是烧炭的，勉强能被算在农民行列内。

农民无法成为起义领袖有其必然性。古时的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的单一化更让他们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人不仅有一定文化，还见多识广，知道如何仿效朝廷体制，建立一套自己的规则。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常常能使起义军迅速壮大。刘邦、朱元璋正是因为有了张良、李善长等人的协助，才最终取得了天下。

而且，农民起义的目的应该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在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了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戍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被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他们在造反途中也曾多次向朝廷请降。公元879年，黄巢上书，请求朝廷封自己为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等，但朝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双方没能谈妥，战争继续。

朱元璋出身赤贫，自己没有土地耕种，连农民都不如。但是他投身起义军的心思一点儿都不坚决。当同乡好友来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今属安徽滁州)的郭子兴时，朱元璋去找另一个朋友商量，那个朋友鼓励朱元璋参加。朱元璋依旧犹豫不决，直到他出家的皇觉寺被烧，他无处可去时，还是先去算了一卦后，才决定投奔郭子兴。

到了濠州，当时的军粮是摊派下去的，有人主张该多让地主交粮：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再交粮不是要他们的命吗?郭子兴却认为，地主要少交些，因为本地只有数得出的几十家地主，交多了，地主吃不消，会逃跑;贫农小户油水少，但是人数多，一家交一点儿，汇总起来就多了。朱元璋站到了郭子兴一边，显然没有为农民谋权益的想法。

尽管这些起义领袖在成就声势后，往往会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毕竟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农民的利益。

在参加起义的人员方面，通常所说的“农民起义”也并不准确：参与这种起义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秦末大起义先是由一群戍卒打响了第一枪，随后农民、知识分子、官吏和地主都起来相应，这才出现了《史记》中记载的“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既然黄巢、朱元璋这样的豪杰不是为了农民而造反，那么参与起义的农民应该是为了争取自己最根本的权益——土地吧?也不都是。

在历代起义中，不乏因天灾人祸导致饥民走投无路而冒险起事的，如新朝末年的绿林军。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广西自然灾害严重，农民无奈，参与起义。但是随着起义军规模的扩大，很多参与者就非主动，而是被裹胁了。李秀成在自供状中说，凡是参与的人，其房屋都要被烧掉，饥寒的乡人若回头，后面就有追兵。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出兵北伐，北伐军也是沿路裹胁民众：有跟着军队挑行李，后来被裹胁去的;有在赶集时被裹胁去的;还有的在城内看戏，不料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进城了，看戏者就被裹胁而去……因为害怕被裹胁，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人民逃亡，十室九空”。

被裹胁去的人只好跟随太平军造反，会写字的人就负责文书、不去打仗;老弱者和胆小者被安排去抬物品、烧火做饭;剩下的青壮年则拿起长矛、刀剑，有太平军士兵在后面监督着他们上战场，谁要是退却，就会被当场斩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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